给事中又是一群特殊的官员，他们的定员维持在58人左右，与御史合称言官（科道官）。给事中品级更低（洪武年间正七品到正九品），权力大到没边的地步，他们侍从皇上，每日都有一人值班，站在殿中“珥笔记旨”。皇上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，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，倘若有拖延不办，或是动作迟缓者，小报告立马就打到皇帝那里。

如果说这些还普普通通，那么封驳权就有点吓人了，皇帝的诏令颁出之前，要由六科给事中进行最后的审核，如果这些芝麻官认为不合适，居然可以封还诏令，请皇帝再行裁夺！

自然，监察都察院也是给事中的权力之一。朱元璋设立了两套监察制度，一套以上制下，一套以下制上。都察院可以发动弹劾，但给事中们有纠劾的权力。

举例来说，中央官员每六年要迎来一次考核，称为京察。四品以上官员可以自己写述职报告，以下官员考核要由各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御史负责。考察前，给事中们会秘密调查被考核官员的居官举止是否称职。如果御史们的报告与给事中的考察结果出入很大，那就说明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

即使有官员侥幸混过京察，给事中还有拾遗的权力，拾遗不是捡皮夹子，而是根据新掌握的证据（遗行），对那些漏网过关官员发起弹劾，百发百中——拾遗所攻击，无获免者。

为找碴而存在的言官群体并不是无事生非，他们的存在对揭露国家的弊政，君主的失德有着重要意义。

明朝中期，皇帝开始经常不上朝，御史当面弹劾官员的威力大大削弱。宦官权力大张，御史受到西厂压制。明朝后期，封驳制度早已沦为摆设，连资深给事中都不知封驳为何物（召数书老手问封驳云何，皆云不知）。晚明，党争激烈，各色朋党形成，一些言官也不得不选边站，沦为党同伐异的工具。

不可否认，言官中也不乏贪污腐化迫害忠良的个体，但我们同样无法否认这个群体存在的积极意义。运转理想的王朝，言官们就是道德的脊梁、百官的表率，他们以弹劾为武器，以自己的性命为赌注，一次次把国家拉回正轨。当这根脊梁被打断，当言官不敢再进言，当弹劾被滥用，说明这个王朝已经病入膏肓。

大明御史的表演就从刘基开始，在未改制成都察院之前，御史台就已是个从一品衙门，御史台长官地位极高，与六部尚书一起合称七卿，御史们的老大正是御史中丞刘基。

为什么选择刘基，朱元璋知道刘基疾恶如仇，直言敢谏。他对御史台寄予厚望，授予刘基职务时，朱元璋对他说了这么一段话：

御史掌纠察，朝廷纪纲尽系于此，而台察之任尤清要。卿等当正己以率下，忠勤以事上，毋委靡因循以纵奸，毋假公济私以害物。

朱元璋起自底层，从小就见识了官官相护贪赃枉法那些门道，他的这番叮嘱，意味深长。“毋委靡因循以纵奸，毋假公济私以害物”，记住这句话，这不仅是对刘基说的，在洪武一朝，它将成为钢铁一般的法律，无数官员将栽倒在此。

现在，刘基第一个考验很快来了，李善长一个叫李彬的亲信由于犯法被刘基抓了起来，查清罪行后，刘基决定杀掉李彬。

不出意料，李善长亲自来求情了。虽然刘基名声在外，可李善长权势逼人，就算是朱元璋本人，也得给几分面子，半路投靠的刘基，怎么敢拒绝呢。

刘基不仅很干脆地拒绝了，他还立刻派出快马报告朱元璋，要求执行法令。李善长不是吃干饭的，他发动同党求情，试图保住李彬，但是朱元璋这次听了刘基的，将李彬按律斩首。

刘基与李善长有仇吗，并不是。他长期跟随朱元璋征战在外，李善长在家留守，两人素无瓜葛。那他为何不肯网开一面，与人方便也与己方便呢，古往今来，这不是官场的惯例么。

是惯例，也是陋习。

早在元至元二年（1336）他担任高安县丞之时，就通过明察暗访，为民除害，处理地方事务“严而有惠爱”。刚正不阿，一身正气的刘基赢得了百姓的爱戴，也迎来了地方豪强的陷害，不得不辞官回乡。

几经沉浮，刘基出任御史中丞，正二品的高官，掌管国家监察机构。他在染缸中变色了吗，刘基用实际行动回答。

甫一上任，他便下令整肃纲纪，御史们检举弹劾，不要有任何顾忌。宿卫、宦官、侍从中，凡犯有过错的，一律奏明，依法惩治。

有一类人，他们面对强大的对手，明知不敌，也要毅然应对。因为在他们心中，始终心存“正义”二字。

他们疾恶如仇，直言敢谏，哪怕以个人之力同一个权势庞大的党群抗衡，也在所不惜。

大明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刘基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在元朝怎么玩，在明朝还怎么玩，监察就是监察，改朝换代与工作无关，监察就需要铁面无私。

小小的李彬口子一开，意味着刘基选择妥协，他心中的道就将崩塌，一世修为付诸流水。

御史们是大明朝廷上的一股特殊的力量，御史该怎么当，他们的首任长官刘基，用行动为他们作出了垂范。

摘自 | 《领导文萃》2022年12月下

稿件来源 | 《世纪人物》

本文作者 | 燃烧的岛群

责任编辑 | 芜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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